从城市到农村，他们拆掉了一堵墙

一份农产品，从培育成熟到运送至消费者手中，道阻且长。

人工、储藏、运输、包装、租金、损耗，每一个环节都隐含着成本。在没有电商的时代，漫长的产业链条上，大多数参与者都只能收获微利。

做农业赚钱难。这导致从事农业的人才基础薄弱。因为低薪少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农大学生毕业即思考如何转行。

做农业赚钱苦。这致使许多出生农村的年轻人选择出走家乡，远离土地。“宁要城市一间房，不要农村一栋楼”，这是现代年轻人的普遍选择。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因为引不到人才，留不住二代，农村的生产力受到约束，农产品品质也无法得到提升，我们每天接触的算法、AI等黑科技，似乎与农业处于两个平行空间。

好在，新的转变正在悄然发生。伴随着更多经济主体的参与和扶持，潮水的方向正在发生肉眼可见的改变。

下次滞销怎么办？

董晨旭最近的电话快被打爆了。就在我们一个小时的采访时间里，就有两个电话打进，主题就一个，请他帮忙卖苹果。

董晨旭所在的山西运城临猗是水果大县，盛产158个水果品种，以苹果最为出名。这里一年的苹果发货量占到运城市的1/3，山西省的1/10。这意味着说，当地农民大多依赖水果为生。

2023年是一个丰年，但是苹果却滞销了。这是果农最大的焦虑。因为董晨旭在拼多多开了一家水果店，四面八方的人找过来请他帮忙打开销路。

这让他想起6年前也是类似的情况。2017年是临猗苹果的丰收年，也是临猗果农的劫难之年。那年冬天，大雪封路，苹果滞销严重。

留给农民想办法的时间不多，第二年5月1日，冷库便会清理这批苹果。到时候除了贱卖给落果厂，就只能任其烂掉。

在有限的销售渠道里，果农已经找不到任何办法，只能求助媒体。于是那一年便有“临猗苹果滞销，三尺男儿泣不成声”的新闻。

面对在雪地里恸哭的果农们，媒体动容，但能做的也不多。发起义卖，或是呼吁热心人士伸出援手，仅能解一时之渴。

但是这一次滞销，果农似乎找到了新的解法。

2020年3月，年仅21岁的董晨旭成立了一家专做水果电商的公司。虽然小董年轻，但这并不是一次冲动创业。

董晨旭的父母一直在临猗做水果经纪人，从小耳濡目染，长大后他从事的工作也大都围绕着水果生意打转。

他在线下为各大水果商家供过货，也在线上做过水果微商，订单最多时每天能达到四百多单。那几年，当地人经常看到一个年轻的身影早上4点多去市场上收水果。“一个小娃娃，每天都装好几趟车。”

董晨旭还曾在2019年去北京一家电商公司工作，在那里，他把电商环节的每个岗位都干了一遍。但仅呆了半年时间，他又回到家乡做起了水果生意。

支撑他回乡的理由有些“别致”，他觉得“北京太舒适了”。

比起朝九晚五的稳定和每周必来的双休，董晨旭更想回到田间地头找自己的诗和远方。2020年，他成立了绿丰源，开始将经营重心转移到拼多多上，因为经过长时间观察，他发现拼多多店铺是农副产品流量和发货量最大的平台。

基于此前所积累的丰富经验，董晨旭仅用了半年时间，就在拼多多做到了全网第一，峰值甚至达到了一天6万单。

很快的，董晨旭在县城的名声响亮了起来，甚至比做了几十年水果生意的父母传得还要远。

临猗县几乎人人都知道，有一个小伙子，用“一根网线”就能让水果卖出好价钱。所以这次水果滞销后，都来找他帮忙。

为了联系上董晨旭，他们有的通过政府牵线搭桥，有认识小董父母的直接去家里串门，还有的通过临猗县电视台侧翼“围堵”。

“我感觉现在临猗老百姓已经离不开电商了，所以我永远不会放弃。”

兴农人来了

滞销，过去在农村一直是一个如影随形的魅影。

因为滞销的周期性难以把握，每年一到水果上市前，农民都要提心吊胆地关注销路和价格。为此，老一辈农人也用自己的方式做出了应对。

比如董晨旭的父母，因为掌握了全国各地的货源，能通过较强的调度能力为客商做供需匹配。但也不能做到完全精准，有些时候货物在运送途中就在赔钱——因为市场价一直在走下坡路。

这还只是批发环节的问题。消费者尝到的甜，很多时候都包含了农民的涩。

电商可以改善交易和流通环节的问题，但中国的农业经营主体一直以传统小农户为主。过于分散，且标准化程度低，使得农户即便有心转向电商模式，过程也充满各种暗礁。

年轻的农二代触网较早，但普遍认为从事农业是不光彩的，甚至落后的，大多数人更愿意留在城市。

幸好，近几年这种固有认知正在逐渐扭转。

据《2023年全国高素质农民发展报告》显示，我国高素质农民平均年龄为45岁，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21.95%。具体到不同的地区又会呈现出不同的人群特质，比如四川省自贡市贡井区“新农人”群体中，25岁及以下占比达26.1%，25岁至35岁占比为47.6%。

新时代呼唤新的农人，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引领下，越来越多新青年走向田间地头。

以持续深耕农业的拼多多为观察锚点，近几年，平台上涌现出一批通过农产品电商带动乡村脱贫致富的兴农人。

他们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像董晨旭一样掌握了最新的数字管理理念，同时也熟悉传统农业经销模式的农二代。他们放弃了更优渥的城市生活，重回乡土帮助农民提高产值。

比如甘肃环县的小伙子刘国宁，花了十多年才考上大学，走出大山。但在2016年，他毅然回到家乡，在拼多多上创办了“陇上刘叔叔”，做羊肉电商。

刘国宁不仅通过电商销售自家养殖的羊羔，还通过合作社与近百位养殖户签订订单养殖协议，以政府设定的保护价进行收购包销。

“陇上刘叔叔”现在已经扩张到羊肉串、羊蝎子等60多个SKU。去年帮助全县养羊户在线售出6.5万只羊，其中，拼多多店铺占比近六成。

另一类，则是被农业电商蕴藏的潜力吸引而来的新农人。

比如在拼多多上售卖冰糖橙的余现伟，此前经营的是童装网店。2019年，他来到云南玉溪新平县，开始转战水果电商。

余现伟的到来，除了帮助当地农户打通销路，也让当地农户第一次意识到，果子原来还可以分等级售卖。

为了实现分级，余现伟通自动分拣机、测糖仪等先进设备进行严格把控，并且设立了自己的标准，“果径小于60mm者不予考虑;重量低于100克者不予考虑;糖度低于10度者不予考虑。”

在拼多多上，类似的兴农人案例比比皆是。随着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完善，他们借助电商补上了传统流通环节的短板。

但此类案例是建立在当地农产品品质足够优秀的前提下。中国还存在海量的小农户，如何调动这部分群体，这就需要从生产源头去帮助农户，而非仅限于流通环节。

AI下乡

如果真正要深究，智慧农业多被认为是一个集合了农业种植、人工智能、数字技术、机械工程、能源动力等多学科交叉的应用场景。

也就是说，是名副其实的科技含量很高的黄金赛道。

第三届多多农研科技大赛参赛团队LettUs Grow的戴昶君是拜耳作物科学亚太区数农孵化器的数据科学家。此前，他们从未把算法与农业产生关联，现在他却研究把算法知识和数据处理的方法，以什么方式作用于农业。戴昶君甚至大胆预见，这就是农业未来发展的方向。

在一些地方，科技潮水所到之处，正在发生微妙变化。

2017年，丹棱县红石村建起了一个“桔橙科技小院”。几年来，西南大学的研究生张丽君和同学们一直驻扎在这里。帮助农民增产增收，解决农业技术推广的“最后一公里”问题。

从西南大学出发，抵达小院需要6个小时。每天上山下山，张丽君不仅熟悉这条路，还熟悉了路上的蛇。

交通条件艰苦，农户的生产方式也令人担忧。经过监测，张丽君和同学发现阻碍当地产业进一步发展最突出的问题，就是长期过量施肥导致土壤酸化、温室气体排量高。

以2021年数据为例，眉山全市柑橘园平均土壤pH值只有5.09，而正常的pH值为5.5-6.5。

土壤酸性较大，钙镁含量低，容易导致果实品质差。

在专家研究员的带领下，张丽君设计了一款碱性钙镁有机肥改良剂，构建了一套柑橘园健康土壤和节能减排绿色生产模式。这一举，使得过去农户过量施肥和错误施肥方式引起的土壤酸化问题得到了改善。推动当地产的爱媛38号、不知火、春见等柑橘产品获得热销。

四川丹棱桔橙科技小院是首届“拼多多杯”科技小院大赛的特等奖获得者。去年11月，其丑丑柑队又在第二届科技小院大赛重庆区赛中获得了二等奖。

比赛的意义不是竞技。

极星农业的创始人徐丹说，“我们参加这个比赛(多多农研科技大赛)有一个很重要的命题，就是想验证一下农业生产中，有多少决策可以被人工智能代替，它能在农业生产上走多远、做多少。”

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到第三届多多农研科技大赛，重点不再是人工智能技术本身，而是聚焦于技术如何才能贴近实际农业生产，提高产量、实现商业化落地。

比如出现第三届多多农研科技大赛以“植物工厂”为比赛场景，让人们看到了如何不靠天地种好一颗菜。在那里，人工光源代替了阳光，营养液代替了土壤，运营工厂的不是人类，而是AI，它们可以帮植物判断出缺乏哪些营养元素。

大名鼎鼎的褚橙科技小院，在褚氏农业总经理褚一斌的支持下，就为学术界未能完全攻克花斑果和裂果作出了重要贡献。褚橙科技小院还计划将经验和实践进行数字化、标准化，用于今后的农业生产。

科技与应用之间的高墙在社会的推动下逐渐瓦解，而科研与市场间的藩篱则需要一代代人持续努力。

面向未来，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张丽君、褚一斌和郑建锋，市场端也需要更多的董晨旭、刘国宁和余现伟。

当更多科技人才走向田间地头，工具将变得更加先进;当更多的农二代选择回归，“搞农业丢人”的观念被得到修正，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出于热情，选择这份职业。

科技改变了年轻人对农业的看法，也重塑了年轻人对农业的信念。正如一位研究人工智能与农业交叉学科的年轻人说，“有些行业也许会消亡，但农业将会永远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