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天地里的“孩子世界”,真的“易燃易爆炸”。
继上个月投融界研究院撰文报道“中国早教,无人值守”后,与其共享0-3岁婴幼儿客户群体的托育赛道,也一同走入“雷区”。
一时之间,托育机构门外挤满面露愁容钱包被“炸”得粉碎的家长和孩子;门内则站着创业十年却负债1亿,孤立无援的从业者。
门里门外,好像都走入了一个不透光的漫漫长夜,在“双输”的困局里还要努力寻找出路。
01
频频爆雷,家长陷入退费“泥沼”
人口减少似乎是每一个国家繁荣“后时代”的宿命”。继美欧韩等发达国家出现人口衰退后,我国人口出生率走低的现象也越来越明显。
据国家统计局消息,2021年我国出生人口为1062万人,出生率7.52‰,连续两年跌破1%。
对于个人,在当代社会抛开世俗标准,不生孩子已经不算什么大事,但对于国家来说,人口的数量和结构关系到国家的未来“战斗力”。
为了可持续发展,我国近年迅速转变生育策略,在很多人还没反应过来之时,三胎都已全面开放,鼓励生育的政策信息同样层出不穷,多地也切切实实在生育补贴、养育成本、生养配套等方面的政策落地下足了功夫。
然而,年轻人似乎对这所有的动作“买账”热情不高,即使政策逐渐放开,但人口出生率在下降的途中甚至都没拐过一个弯。
究其原因,养育成本高、经济压力大、婴幼儿照料难等成为阻碍甚至扼杀很多人实现“生育自由”的绊脚石。
90后宝妈张悦面对是否有生二胎计划的调查提问时,笑称:“没有这个想法,我们家有房贷,双方都要上班赚钱,现在孩子还是双方家长有空照看着,两个的话怎么忙得过来。”
有这样顾虑的不止张悦一人,据国内调查显示,婴幼儿无人照料是阻碍生育的首要因素。为解决这个问题,国家近年来开始提倡针对婴幼儿建立正式的托育服务体系。
按说有政策支持,托育行业应该“风风光光”,然而现实好像并不是如此。
最近,上海长宁区家长章恒就有点头疼——他给孩子报的托育机构突然“爆雷”了。
“因疫情影响无法复课,公司经营入不敷出,子藤托育下辖所有园区将阶段性停止营业,恢复时间待定。”上海子藤教育在其官方微信通知称。
托育机构的突然停业让章恒猝不及防,一方面,他需要另外安排人照顾孩子,另一方面,他需要和托育机构沟通退费。
去年底,章恒在子藤教育旗下的长宁悦宝园为三个孩子报名了为期八个月的课程。由于子藤托育已有十个园区,规模较大,加上又是有正规托育资质的品牌,因此章恒选择一次性付清费用,总计19.2万元。如今,托育园突然停业,其待退学费高达9.2万元。
针对未消课程费用,该公司表示,在家长签订退费协议后的三个工作日内,支付首笔学费退款,即未消课程费的3%;同时承诺在一年内以分期兑付学费,对未消课程进行登记退款。
对这个协议,章恒和许多家长并不满意。因为协议上关于费用支付等关键信息均为空白,且在协议右上方还写明“本文件除签章落款外,所有手写内容均无效”。这些细节条款,让家长觉得托育机构的退款方案没有诚意。
随着越来越多家长反映退费问题,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也在上海市信访办官网回应了家长的问题,表示将积极跟进相关工作。
今年以来,受新冠疫情等因素影响,遭遇经营困境的不只子藤一家,托育机构收缩门店、倒闭关停的事件接连上演,遇到这种“糟心事”的家长也指数增加。
南宁市林业新村小区内的南宁市澳宝幸福之家托育中心近期突然关闭,几十名孩子被转至澳宝推荐的托育机构;报名了西安纽约国际儿童俱乐部的家长,在接到停课通知后,一直未能复课,如今,俱乐部已将工作人员和设备全部撤离,人去楼空……
花费大价钱报个班,以前家长要考察的是托育机构的教学问题、食品安全问题,如今又多了一项机构是否会突然关停。
02
创业十余年,负债一个亿
“跑路”的也是受害者
但和很多跑路的都是“黑心老板”不同,托育赛道“对立”的两端里,往往站着的都是受害者。
“我,叫王荣辉。一个失败的创业者,一个负债累累的Loser,一个被人唾骂卷款跑路的骗子。实际上,我是倾尽所有,但仍旧在岗的老板。”
这是纽诺保育园创始人王荣辉在其长文《卖了4套房,创业12年,如今负债1亿,无家可归》中的一段自我介绍。
在王荣辉的回忆里,有女儿之后,她萌生了创业的想法,2009年卖掉第一套房子作为创业的启动资金。在疫情到来前,她也曾有过高光时刻。
2019年,她的公司成为全国最大的托育直营连锁品牌,珠三角地区的园区一下子扩展到了40家,估值一度高达5个多亿。然而疫情就像龙卷风一样,所过之处,空空如也。
因疫情封控,公司不能营业,没有收入,但房租、工资等照常开支,导致现金流耗空。然而这些仅仅是刚刚开始,当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倒下之后,局势变得不可控制。大量家长围追堵截要求退款、老师员工出走,投资机构起诉,哪怕融资贷款,也没能挽救颓势。
王荣辉所倒的“苦水”后续虽有不断反转,但其创业困局,还是引起很多托育人的共鸣。
三年来疫情反复、入不敷出等客观事实,把托育人折磨得犹如“惊弓之鸟”。
面对家长的维权,不少托育人表示:“如果能继续营业,我们又怎么会选择关停,家长来维权,我们也很难受。”
国家卫健委副主任于学军曾透露托育机构面临的现状:“目前九成托育机构以营利性为主,普遍面临前期投入多、运营成本高、投资回收周期长、抗风险能力比较弱的问题。”于主任强调说,“2021年,超过70%托育机构是亏损运营。”
03
托育,还能不能托起自己的生意?
曾经的托育行业,在不少投资人眼里是一个很好的赛道,行业尚未开发、潜在需求高、政策支持。
就在上个月,国家卫健委等17部门还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提出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
然而行业的痛点却也是真实地痛在每一个托育人的心中。
“我们托育中心面积800平方米,每个月房租+老师们的宿舍租金就要5万元。最初我们定价是3000元左右,但招不到孩子,只能被迫一直降价。”一家小型托育中心负责人表示。
托育机构面临的不仅是场地成本贵,教师成本也非常高。
由于婴幼儿自主意识较少,好奇心却很高,在探索世界时,需要非常注意,因此一个老师配五个孩子的师生比已经很高,若是一岁以下的婴儿师生比将更低。
成本增加,收费自然也“噌噌噌”上涨,往往超出了很多家长的承受范围。“3500元/月是一线城市行业底线,但是在环境、师资水平等方面就不那么如意,中等机构一般要7000元左右,我自己收入还没过万,这样还不如回家当全职太太。”丁文兰对比托育机构费用后感慨。
除了成本高、招生率低、盈利困难的问题,托育机构还面临家长的信任危机。婴幼儿是家长关注的焦点,是否在托育机构得到很好照料的疑惑,始终会盘旋在各位家长的脑海中。
稍有磕碰,可能就会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甚至将托育机构拉下深渊。
托育产业要做起来并也不容易,看似是疫情拖累很多机构关停,但这只是最后一根“稻草”。
投融界研究院教育赛道研究员表示,其本身诸多痛点限制着行业规模化发展,虽然说国家也有政策支持,但备案率低、执行标准不明确、申领补贴流程多等多方面因素都会导致“补贴难拿”的局面。
有业内人士预测,未来托育行业可能会有两个走向:“一是高端营利性托育机构,满足高收入高层次家长的需求,二是普惠性托育机构,由政府、企事业单位、社区、家庭等多重主体共同参与,满足普通老百姓婴幼儿照护的基本需求。”
这个月初,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印发《养老托育服务业纾困扶持若干政策措施》,其中提到,这两年托育服务业受到疫情影响,迫切需要采取有力措施纾困扶持,帮扶行业渡过难关、恢复发展,并明确“两减免、四支持”的支持政策,对符合要求的托育机构实施房租减免、税费减免,提供社会保险支持、金融支持、防疫支持和其他方面的支持。
希望在困境中的每一点光,都能推动产业内的每个份子向前挪动分毫,在不可预测的需求和“黑天鹅”间,穿越最艰难的周期,成为那个能真正托起自己,也托起未来的希望赛道。
(本文所有人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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