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成立时间刚满一年的新公司,拿下高达23亿元人民币的战略融资,企业估值也正式突破百亿,达成周岁即加入“独角兽俱乐部”的成就。
大额融资,资本哄抢,飞速成长……
所有这些元素都给人以项目主角应该穿着一件具备未来概念外衣的错觉,但恰恰相反,这家名为中芯种业的创业新军,其主营业务却是听起来并不怎么高端的“种猪育种”。
而随着这个诞生在农牧赛道的重磅创投事件曝光,一个长期隐匿在创业之海中的细流,也浅浅地展示了一下其事关“国家安全”的重要地位。
今天的投融界研究院,就沿着这股细流的痕迹,去看看那个入地出栏,引当下无数VC上钩的另类“中国芯”。
中华土猪消亡,“杜长大”侵入
农牧赛道内也有被“卡脖子”的“中国芯”
作为世界上最早开始驯养家猪的国家,作为一个如今每年要吃掉世界一半猪肉、整体肉类消费中猪肉占比超过70%的市场,很难想象,如此“依赖”猪肉的中国,正在面对本土猪“灭绝”,猪肉自由被外国“卡脖子”的窘境。
这背后的故事,还要从中华土猪的消亡与“杜长大”的侵入讲起。
在中国漫长悠久的畜牧业史上,外形黝黑的中华土猪曾长期占据“一哥”地位,但在改革开放的几十年内,它却快速伴随着养殖失宠和物种消亡,无声息地被放入了历史的“博物馆”。
近几年虽然在消费升级的春风里,它又凭借营养、肉质等优势被带回社区团购、生鲜电商、连锁超市的生意中,但在消费市场中所占的比重实在微乎其微。
而在本土土猪的势弱对面,以“杜长大”(杜洛克猪、长白猪、大白猪)为首的外来户则一日更比一日势头强劲。
以至于当下,全国90多个本土猪种中,有37个品种被列为遗传资源濒危品种,同时据农业部统计,目前我国已有猪基因多样性下降了近40%,而且还在以每年1%-2%的速度递减,物种灭绝的猪种数量已达到8种。
论及杀死本土土猪的真凶,归根结底并不是来自外国的“杜长达”,而是“市场”捅上的致命一刀。
相较外国猪种,国内土猪存在生长周期长、产仔少、经济效益低等弊病,在消费水平不足以支撑大量肉类消费、猪肉供需关系宽松时,这一弊病不会凸显,但随着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人民消费水平不断提升,肉类消费大踏步增长,供需平衡被彻底打破,土猪养殖端的“慢”激发了市场端的“急”。
很快,生猪养殖市场在需求与利益面前,便大力积极引入吃得少、长得快、产仔数量更多的外国猪种,这个替代过程的发生好似就在一夜之间,养殖千年的本土土猪便在市场需求与经济利益面前被毫不犹豫的抛弃了。
杭州某生猪养殖厂负责人陈晓明提到,从为养殖户创造收益来看,外国猪种对本土土猪形成碾压,外国种猪一年可以产仔20头左右,而本土土猪只有14头,这个数据看似不大,但是当繁殖到第三代,双方的数量差将达到5000头,外国猪在增重更快的同时,所需的饲料还更少,本土猪在规模化养殖上根本没有生存空间。
进入21世纪,国内生猪养殖市场引种数量居高不下,直到2020年引种数量高达3.17万头,达到近10年的最高峰。
而隐性的危机,也在引爆的边缘疯狂试探。
新希望董事长刘永好说,种猪对于生猪养殖产业来说,就如同芯片之于手机。
和华为的消费业务在芯片受制后陷入泥潭一样,生猪养殖内的外国引种也把一双大手放在了整个产业的脖颈之上。
投融界研究院农牧产业研究员表示,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目前引入国内的外国种猪退化相对较快,一般最多四年,就要重新从国外购买新的种猪。这不仅造成 “引种-退化-再引种-再退化” 的尴尬局面,同时随着国际形势的复杂化,一旦种源被国外“卡脖子”,那么中国的生猪养殖产能将大幅下降,届时生猪养殖市场将受到巨大冲击。
就像一颗炸弹,何时引爆、由谁引爆我们全不知道,只能被动的在未知的恐惧中等待随时承受伤害。
于是,“自有”的需求与实践,成为拆除炸弹的急需工具。
1个人,24年,2头猪,23亿融资
种猪培育的“芯片”攻坚战,其艰难程度与科技含量,并不逊于手机、电脑、汽车领域。
作为生猪养殖产业链中最上游也最尖端的部分,这里不乏创业者,也少不了科学家。
此次拿下23亿战略投资的中芯种业董事长吴珍芳就将创业者和科学家的身份完美合一。
而在他身上,你能够看到,命运与时间的轨迹有时就是如此高度重合。
1986年,吴珍芳进入华中农业大学畜牧专业求学,此时,也正是我国开始从美国、丹麦等西方国家进口“杜长大”等猪种进行培育和扩繁的初兴节点。
而当吴芳珍的人生历经农牧局科员、返回母校攻读硕博,并最终来到“养猪业”内圈时,我国的种猪育种已经几乎全部依赖进口,市场上猪肉短缺的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但随之而来中国种猪能否自主供应、种源是否安全可控的问题又摆上了产业研究者的台面。
1998年,吴珍芳南下广州,进入华南农业大学任教,并同步开始了种猪育种及产业化应用的研究工作,这一埋头,就是整整24年。
24年间,吴珍芳及其团队在一个有384个小格子的基因芯片上,对数以千万计的种猪进行过基因测定,从每一个小格子中解读不同种猪的基因密码,只为精选出长得快、产得多、肉好吃、最具培养价值的种猪。
(用于种猪基因测定的芯片 图源:纪录片《种子》)
漫长的研究岁月中,逐渐壮大至两百余人的团队,在全基因组选择、体细胞克隆、配套系选育、育种新材料创制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突破,但真正通过国家审定的瘦肉型猪新配套系新品种也只有两个。
其中艰难,相较当下更热门的那个“中国芯”,有过之而无不及。
2021年9月,以温氏集团种猪事业部为基础,吴珍芳带领团队,整合种业资源,成立了专业化的猪育种科技公司——广东中芯种业。
凭借其自身的稀缺性和重要性,成立一年后,23亿融资到账,两轮时光的沉淀也逐渐浮出水面。
吴珍芳可以说是整个种猪培育领域的代表及缩影,在过去一年中,外国种猪的引入量虽然依旧居于高位,但不少上市猪企已经纷纷叫停了仔猪外采计划,逐步成立专业化育种部门或团队,自繁自养体系逐步完善。
同时,种猪育种虽然是整个生猪养殖链条上门槛最高、最尖端、最先一公里的环节,但对于其他中小创业者、养殖户来说也具有可以探索的空间与潜力。
从目前来看,以温氏、牧原等大型养殖集团的公司化育种是种猪育种的主流模式,但随着育种工程的深入和普及,区域化联合育种、创新型联合育种将为产业下游的大中小生猪养殖群体提供“国产化”机遇。
国家生猪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陈瑶生就提出,虽然大量的头部企业正在加速布局生猪育种,“种业先行”的理念也更加深入人心,但种业的发展并不是一个“全面开花”的过程。要不断通过搭建优秀种公猪资源共享体系,普惠带动繁育体系下游大中小生猪养殖群体,逐步实现从“客户”到“合作”再到“股东”的角色转换。
“比如说我是一个中小养殖户,完全没有育种的能力,但是我能否参与到上游?哪怕我只有百分之一乃至千分之一的股权,也可以把过去这种简单的技术性或者资源性的联合变成一个实质性的联合。”
种业的产业核心,也或许将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从自保安全向合作共赢转化。
种业博弈无处不在
资本宠爱也无法万事大吉
在本土土猪和“杜长大”拼杀的同时,同一片兄弟战场上同样上演着有关种源的热烈但隐秘的博弈。
中国土猪的消亡背后,大概同样很少有消费者知道,占中国鸡肉产量一半、每年要被国人吃掉近50亿只的白羽肉鸡的核心种源也曾长期被欧美国家企业垄断,甚至出现过真实的“种源威胁”事件。
作为国内白羽肉鸡养殖行业的领军企业,圣农在2019年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对圣农创始人傅光明下达了一份最后通牒——30分钟内,立刻停止种鸡自研培育,否则就将切断对圣农的原种鸡供应。
面对这一重大而紧急的决策,傅光明只给当时负责种鸡研发的肖凡打了一个电话,在得到肖凡认为有能力取代外国原种鸡的答复后,他下了逐客令。
傅光明回忆说:“我说完感觉很爽,也很沉重,爽在把紧箍咒拿掉了,沉重在我们必须(把种鸡培育这件事)做好。”
也的确如傅光明所言,外国原种鸡断供后,他能难立刻打破国外两家企业在全世界90%以上的垄断。
但科研不止,即使像在大山中挖取金沙,也有“取得真经”的那天。
2021年,一代人的努力终于有了成果,经过一系列严格审核,“圣泽901”、“益生909”、“广明2号”三个白羽肉鸡新品种,通过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审定。自此,中国人“吃鸡自由”再也不用担心被国外“卡脖子”了。
而来到粮食蔬果领域,种源问题同样无法忽视——菠菜、绿菜花、胡萝卜等“洋种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6成以上;彩椒、大红果番茄则占据8成;绿萼长茄等更是直逼9成以上;近年席卷市场的“红颜”丹东草莓,实则也是国外品种。
那条被人“漠视”的种业赛道,其实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2021年7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种业振兴行动方案》,会议强调农业现代化,种子是基础,必须把民族种业搞上去,把种源安全提升到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集中力量破难题、补短板、强优势、控风险,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种业的根随之扎得更深了几分,而这个仍然面对挑战的未来市场,率先搅动的还是无数VC们的心。
睿兽分析数据显示,2021年至今,种业研发领域共发生投融资及收并购事件18 起。其中,上市公司参与的并购、收购8起,风投基金参与的投资8起;政策性引导基金参与2起;8起风投参与的事件,涉及7家企业,其中2家种业服务平台,5家种业研发公司。
这一数据相比当下火热的大消费、医疗、硬科技等赛道看似不值一提,但其内部抢夺的激烈程度只有局中人自己知晓。
尤其是进入2022年之后,加入种业赛道创投战局的机构就急剧增长。
据博瑞迪创始人张嘉楠介绍,去年融资时,还很少有机构愿意看育种项目。而今年三四月份,即使是外界公认的资本寒冬之下,他却往往需要一天见一个投资人。
去年年底完成种子轮融资的中农美蔬也有同样经历,该公司CEO吕亚清介绍,目前其实并不急于新的融资,但资本对他们的关注依旧热度不减,见的投资人少说也有七八十位了。
这一方面是种业赛道的潜力价值开始显现,另一方面,实在是种业赛道“僧多粥少”。
启航投资CEO张云祥在谈及种业赛道时提到过三个关键词:周期长、见效慢、耗资金,这三大要素一层层将种业赛道的创业门槛拔升,导致种子研发企业的数量很少也很难快速增长。
但随着种业赛道战略价值的稳步提升,越来越多的投资人看到、听到、嗅到了其中的投资机遇,供需不再平衡,面对好项目,就要排队、争抢,甚至剑走偏锋。
而回到创业端,资本的宠爱绝不代表万事大吉。
相关资料统计,我国种业相关企业约5000-6000家,但大多在种业流通领域,上游的种业研发虽然有巨头在场,但产业集中度并不高,新兴企业依旧具有巨大的发挥空间。
所以,对于种业企业来说,目前的主要挑战不在市场竞争,而在产品的市场应用——养殖户、农户对你的种源不买账,产品再好也是白搭。
就像业内早已研发出无皮花生和甜味花生,但推广却一直并不理想。
如投资人许四清所言,技术出身的创业团队具备不错的技术能力,但是获客能力弱,常常“死”在A轮;销售出身的创业团队获客能力强,能签单,但是技术能力、产品优势不足,往往倒在B轮。
更遑论种业创业们面对的可能是一个传统的有着强大惯性的客群,这个A与B的生死劫,还要推动和等待上下游各个链条环节的成熟、接纳与拥抱。
每个人都知道,那枚种在黄土地黑土地里、养在猪圈鸡圈里的“中国芯”,有一天必将成熟,但更多像吴珍芳、傅光明的创业者,也注定要做时间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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